只要有了小说的语言文字，最遥远的时空也能被压缩，同频共振。
蔡骏兄：
好。本想开头说见信如晤——虽然感觉能常见面，但只是回忆起来，哪怕是一群朋友坐在一起吃饭聊天，你也更享受沉默的时刻——不只是沉默，也包含聆听，需要发言的时候，大家也都能感受到你的博学广识以及练达。
相识有好多年头了，你还给我一部长篇小说写过序。那会儿我刚刚出道，没心没肺，鲁莽之间提了要求，但你非常认真读了，也非常认真写了。认真二字，是一种密码，或者也是一种技术吧。唯有认真才能抵御很多困难的侵袭。你执导的电影怎么样了？我很期待。这是你第一部操刀的大银幕作品——相比那些你的小说授权出去而改编的，我从最初知道消息就更多一份期待。作家蔡骏和导演蔡骏，内核多少也是稳固的，但表现出来，一定有什么不一样。“这些年总在书店惊心动魄处与你重逢。”——这是我看到的某个评价，说得真好。作为同行，如果被问及“创作秘辛”，我却只能交出些皮毛答案。那些真正叩动心门的技艺：如何在封闭空间里让时针变成绞索？怎样让推理线钻进历史褶皱生长出新鲜菌丝？这都是我想继续问蔡兄的问题。
最后我还是想说另一个话题。伍迪·艾伦声称不加入任何小团体，尤其涉及创作。据说这是他保持创造力的不二法宝——成名成家的人说什么都有人信，越极端越会产生信徒，就像武侠故事里的逻辑——恰好昨天晚上我看到周华健原唱《天龙八部》的主题曲《难念的经》MV，来回看了好几遍，回味甜美。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精神食粮还算丰富。借用一句“地球是人类的摇篮，但是人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。”这恰恰是我对这个AI时代的某种杞人忧天式的担心。
赘述至此，顺祝春祺，盼复。
小饭
小饭兄：
见字如晤，未必不如日常见面。世上千万种语言，无穷尽的面孔与表情，往往是内心的盾牌，或一片汪洋大海，将我们隔绝为彼此的孤岛。于小说家而言，所有的表达亦都不如虚构的文字，包括人物、故事，以及小说中的语言——这是我们往来于无数孤岛之间的木筏和风帆，足以抵达地球的尽头。正如你一生都无缘见着维克多·雨果本尊，但只要读过《悲惨世界》，你对他便是“见字如晤”。对于同时代的朋友们，只要有了小说的语言文字，最遥远的时空也能被压缩，同频共振。读《我的名字叫红》，你仿佛和奥尔罕·帕慕克共享一幅鲜艳的细密画；哪怕读某位完全不知名的作者，只要那文字足够生动明艳，故事和人物血肉丰满，你便成了他（她）的一部分，遥远地共享双眼、耳朵乃至舌头和鼻子，哪怕对方一无所知。
我以为，保持物理上的孤独是作家的本能。写作者大多是天然分裂的，肉体和精神的分裂，欲望和道德的分裂，荷尔蒙与哲学的分裂。极致的孤独之余，才能和世界产生无穷绵密的连接——既是外部无垠的时间和空间，也是自己内部最细密的幽暗之处。世上当然也有热衷于沙龙的作家，从十九世纪的巴黎客厅，到二十世纪流亡欧洲的拉美大师们，他们彼此碰撞炽热的激情，交换梦境或者唾液，也能滋生出旷世杰作。但小说家之间的交换，永远及不上小说家与世界本身的交换，更及不上小说家与自己的交换。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第五卷，贝戈特死亡前所见的维米尔画中那一小抹黄色的墙面——“在天国的磅秤上一端的秤盘盛着他自己的一生，另一端则装着被如此优美地画成黄色的一小块墙面。”
小说这门艺术，会不会成为美术馆里的一小块黄色墙面？还是陪伴普罗大众谋杀各自漫长而无聊的生命的一剂麻醉药呢？我没有答案，尽管我深信这世上依然存在伟大的小说，只是尚未被我们看到，依然锁在某个秘密的抽屉或硬盘里，或者停留在我们的脑海和梦境之中，等待某个时刻被炼金术士提炼而出。小说家所要做的就是时刻准备着。
至于电影，从来不是用于取代小说的，而是在小说家的沙漠或坟墓之外，寻找一片绿洲。无论文学、戏剧、美术、摄影以及音乐……电影对于以上任何一门艺术都是雕虫小技般的存在，但这恰是电影有意思的地方。如果小说是一片广袤的非洲大草原，电影则是囊括了从非洲象到大熊猫乃至南极企鹅的动物园。虽然一家小小的动物园，注定无法与非洲草原比拟，但你可以幻想自己在瞬间跨越了大西洋，从非洲黑犀牛的背上跳跃到南美洲的羊驼面前。看起来如此美好，又如此艰难，就像一个非洲的猎人首先要造出一艘横渡大洋的木筏，才可能见识到亚马孙河口的壮阔风景。
当你把作品展示或出售给他人之时，你依然可以看到自己灵魂的残骸，像深海下长眠的沉船，镌刻着你在不同阶段的人生密码，隐含着你对世界的愤怒审判或温柔以待。前几日，有位电影界前辈也是知名演员，看完我导演的电影《X的故事》的某个剪辑版本之后，评价我的三观竟还停留在中学生阶段——这恐怕是对一个创作者的最高赞美。
背上书包，踏出校门，独自面向夕阳，但愿自己永远如此。
共勉。
蔡骏
3月23日星期日
